严谔声

生平

严谔声(1897～1969年) ，浙江海宁人。民国18年(1929年)，在沪创办“新声通讯社”，着重报道国内外经济动态，揭露日本“农业中国，工业日本”的阴谋，披露侵华文件“田中奏折”的内容，因此遭到附有子弹的恐吓信威胁。

民国24年，他与成舍我、严独鹤等集资创办《立报》，担任总经理，聘请萨空了、恽逸群、舒宗侨等担任编辑、记者，并以“小记者”笔名，每天为副刊写一段不到一百字却发人深省的小文章，名噪一时。“小记者”的笔名是为纪念他在青年时代访问孙中山后、写过上万字文章而用的。同时他还大写抗日救国文章，报道救亡运动。

民国25年，《立报》首先刊出《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和上海学生开火车赴京请愿等特讯。宋庆龄、何香凝等为声援“七君子”发起“救国入狱运动”，《立报》更是连篇登载。

民国26年，上海沦为“孤岛”，《立报》被迫停刊。严以“讷厂(同庵字)”笔名在《新闻报》继续写爱国文章,抨击敌伪。在办社会服务版时，也做了力所能及的事。他曾说“在这里很多事情不能做，帮助失学青年是责无旁贷的”，他通过报社举办清寒学生贷学金，前后达11届，最多一次领贷学金的学生有8000人。他关心清苦小学教员，按月补助生活费，受补助的有500多人。还为一些失业的小工商业者举办小本贷金，不计利息，10个月还本。后因拒绝日伪高官厚爵利诱，被捕关进日军宪兵司令部，经多方营救出狱，只身远走香港。 　　

抗日战争胜利后，严谔声回到《新闻报》社。原以为摆脱日伪桎梏，可以如愿办报。但事与愿违，该报受到国民党CC派控制，需按他们的调子写社论，严谔声不久愤而辞职。

解放前夕，严谔声在《商报》运用多种手法，发表新华社广播的消息。严谔声长期居住兆丰别墅。

解放后，历任市财委委员兼副秘书长、市工商局副局长、市文史馆副馆长。曾当选为第一、二、三、四、五届市人大代表,第一、二、三、四届市政协常委，第一、二、三届市工商联常委和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严于1969年含冤去世。1978年平反昭雪，在龙华革命公墓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

文章片段

严谔声所写的杂文已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如收集在《新文学大系·杂文》卷中的《变》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从中可见一斑：  

谚云：“毛头姑娘十八变，上轿还要变三变。”天下有许多事，有许多人，往往会变得出人意料的。

有的人，本来读书不多，但是一做了大官，就好像“慧随福至”，什么微言大义，圣经贤传，都能够讲得头头是道，一位大官，就变成了一位大学问家。

也有人，本来会做文章，会发议论，但是一做了官，文章也做不出了，议论也不会发了，一双手，和一张嘴，除了“捧”之外，再不会有其他表现，一位大学问家，就变成了一个好官。

人类之所以为万物之灵，也许就在这能“随机应变”上吧？

—— 原载1936年2月2日《立报·小茶馆》（署名小记者）^[1]

业界评价

在《上海新闻志》中查到有如下记载：

《新闻报》从民国21年10月1日起，又增辟另一个综合性副刊《茶话》，由严谔声主编。当时报纸副刊有南派、北派之说。南派尚诙谐，多谈风月；北派重文学，喜谈政事。《新闻报》经理汪伯奇、汪仲韦兄弟以为严独鹤所编《新园林》属南派，现在添办一个近于北派的《茶话》，就“双美俱备”。严谔声是一位十分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主编《茶话》后，每天写一篇语录式的杂感，虽是三言两语，却针砭入理。《茶话》的供稿者多半是工商界青年和在校学生，越出了“礼拜六派”圈子，时有清新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