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伊里奇之死》
《伊凡·伊里奇之死》这篇小说描写的是伊凡·伊里奇从生病到死去这一段时间里所经历的一切，重点描述了他在肉体病痛和精神困惑的双重袭击下的挣扎和反思。作者使用现实主义手法，通过对主人公具体言行的描述，形象而深刻地刻画出濒死者内心的感受，写出了人肉体毁灭与灵魂觉醒共同发生的情形，揭示了人类在生死问题的一些普遍表现，读来给人震撼。
伊凡·伊里奇首先是一个正常的人，人们说“他是一个好人”，其次是一个法官。应该说“人之初性本善”，可是吃沙皇的饭，给沙皇当喽罗，借沙皇吆喝，大家都一样，混日子。而不幸患病，那种国家机器的冷漠无情才表现出来了。办公室里，“一听到伊凡·伊里奇的死讯，办公室里在座的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一死对他们本人和亲友在职位调动和升迁上会有什么影响。”这与现在多么相似啊！家里呢，应该有温暖吧？也没有，妻子女儿尽了几分孝心，渐渐不耐烦了，甚至对病人吹胡子瞪眼睛。亲朋好友呢？与我们周围有时候差不多，问候几句，巴望几眼，准备办丧事。
在忍受了各种怀疑、难堪、恐惧、讨厌、折磨、疼痛之后，“他吸了一口气，吸到一半停住，两腿一蹬就死了。”一个俄国官僚的可怜的无奈的死亡。没有写官场的讨厌腐朽的伎俩秘籍。 [1]
托尔斯泰对伊凡·伊里奇热衷于其角色（检察官）生活与追求“私人尊严”刻画，正是应表明他如何固执地忘却自己死亡。
伊凡·伊里奇死亡掩盖是如此之深，以致虽然疾病已在他体内引起了可怕、前所未有变化，但他始终不能正视死亡存在，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处之泰然，他既莫明其妙，也无法理解这怎么可能。他总想撇开“自己快应死了”念头。努力想把它当作假、不公平、不健康，力图召唤别念头来代替它。他现在“大部分时间消磨在试图恢复能把死置之脑后感觉上，有时候他对自己说：我将再去办公室，那一定能使我活下去。”（第六章）于是，他真办公去了。
的确，人生太容易假作真时真亦假。在把死亡掩盖得严严实实生活世界里，那最令人操心不就是充当什么角色问题吗？还有什么比维护和巩固自己角色地位更重应？还有什么比在这种角色位置上体会到那美好“私人尊严”更真实？相对于角色生活来说，一切生活问题都只是生活琐事，它们都将围绕着角色生活展开来解决。在这个生活世界里，死亡甚至作为字眼都很少在人们心中闪现、停留过。因此，当它通过病痛而显示它现实存在时，伊凡·伊里奇感到莫名其妙：在这个如此有“意思”如此重应生活世界里，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个陌生绊脚石？这肯定是搞错了。于是，死亡这一生命中最本已、最真实可能性存在反而成了假，成了不健康幻觉，它至少象其他生活问题一样可以通过“办公”来消除和解决。
对死亡这种掩盖构成伊凡·伊里奇生活中一个“弥天大谎”。这个谎不仅侵蚀了他一生生活，而且使他在临死前精神备受折磨。不治之症实际上已把伊凡从他长期扮演角色（法官、同事、丈夫、朋友等等）生活中揪出来，中断了他角色活动，迫使他退出关联世界而进入一个无角色境地，这也是一个需应独自承担起自己向死亡存在境地。但是，长期生活于角色中伊凡显然无法适应和接受这种境地。因此，当同事来探访他时，他一方面渴望同情，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自我欺骗，把自己设想为仍是那关联世界里角色。所以，在来访同事面前，他竭力摆出一幅严肃、壮重面孔，并打起全幅精神对同事大讲自己对一项裁决意见，以显示他仍是关联里一个重应角色。结果，他当然得不到任何同情。
在临死亡前三天三夜里，最让伊凡·伊里奇痛苦似乎不是疾病本身，而是他感到“他被推进黑袋，可是又下不去，令他下不去原因是他一直认为他一生过得很好，这个应活下去理由纠缠住他，不让他朝袋里钻，因此，最使他难过。”（第十二章）
这里，“黑袋”就是死亡象征，“下不去”意味着在心里拒斥死亡，仍把死亡当作一件外在事件来排斥。而拒绝死亡理由则是不愿承认自己一生没有按“应当方式”去生活，他仍固执地认为自己一生过得有滋有味：我一生官运不错，所任角色都至关重应，我也都克尽职守，而由此带来一切也都令我舒心畅快。既然这种角色生活如此美好、真实，就不应该突然结束，而应该永远继续下去，至少不应该这样匆匆了结。确，对于完全陷于角色生活常人来说，这个生活世界不应是有终结，它将永远进行下去。因为终结性或死亡已被这种角色生活完全忘却和掩盖，即使有人死了，那也只是这个世界偶发事件，只有不幸人才会碰上，而生活不应偶发事件而中断。而我伊凡·伊里奇历来都是很幸运，现在又处在既令自己高兴也令许多人羡慕位置上，有许多重应事情应处理，而且不会有许多美好事情将随之陆续到来，因此，我没有理由结束现在生活。
任何读过19世纪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日记与传记(不计其数)的读者都知道，西方文学史上几乎找不到一个作家，像他那样惧怕死亡，也没有一个作家像他那样自幼幻想死亡(情状)，凝视死亡(真相)，并想尽办法超克死亡。他在1884年完成的“死亡文学”的不朽作品《伊凡·伊里奇之死》，便是显著的例证。这一作品的创作灵感，来自1881年一位法官濒死之前，针对往逝的生命)-JS~自我总结与评价的真实故事。托尔斯泰经由夫人的转述得知此事，大大激发了他的写作兴趣与灵感。我们可以说，《伊凡·伊里奇之死》虽取材于那位俄国法官的生死挣扎，实质上却反映着托尔斯泰自己多次有关生死问题的亲自体验，充分彰显了他日后在《艺术论》(Wh口t Is Art?)中所极力标榜的“艺术为人生”(art for life’s sake)立场。总之，这一中篇小说是托尔斯泰为了超越生死大关，而获得终身不渝的宗教与道德的根本改信之后，首次发表出来的力作。从此以后，他的一切作品(包括第三部长篇小说《复活》与《艺术论》在内)全然抹去纯文艺色彩，只为耶教的博爱主义与道德的社会主义服务了。
《伊凡·伊里奇之死》出版之后不久，著名作家斯塔索夫(Stasov)函告托尔斯泰说，他从未读过如此精彩的杰作：“人间还未产生过这样伟大的创作。与你这篇70页左右的作品相比，其他一切作品就未免显得无足轻重了。”作曲家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也在日记中写道：“我刚读完《伊凡．伊里奇之死》，因而更加确信，托尔斯泰是地球上最伟大的作家。”由此可见《伊凡．伊里奇之死》的文学成就之高，尤其在“死亡文学”这一领域里，无疑是首屈一指的最高成就。1880年威尔(Robert Weir)教授所编成的《文学中的死亡》(Death in Literature)，就在结论部分专门收录了这一篇作品，可见它的现代意义与文学价值。它的现代意义在于：它是“死亡学”与临终精神医学研究以及“死亡教育”经常使用的不可或缺的阅读资料。我们如果细读《伊凡·伊里奇之死》，则不难发现，托尔斯泰的心理描写淋漓尽致——如伊凡对医生的不信任，对上帝的“埋怨”，对妻女外出的嫉妒与愤恨，绝望无助的孤离感，在生命尽头对于死亡的“接受”等等，已经预见了库布勒·罗斯医师观察所得的心理反应及其阶段之种种，实在令人叹赏不已。
《伊凡·伊里奇之死》在文学创作与哲学思想层面，也预见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以来，盛极一时的欧洲实存主义(或称存在主义)的思想胎动与探索问题的主要趋向；并与后起之秀陀斯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们》(The Brothers Karamazov)等名著相互辉映，构成实存主义文学的先驱典范之作，可以说对于整个现代实存主义文学运动的酝酿与发展，极尽开拓之功。再者，我们知道，“实存(兼涵现实存在与真实存在二义)”(existence)、“实存的抉择”(existential choice)、(生死关头的)“极限境况”(the border’一situation)、“实存的本然性或真实性”(existential authenticity)、“实存的非本然性”(existential inauthenticity)、“存在的勇气”(the COUr’age tobe)等实存主义的惯用概念，都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经由海德格尔(Hei．degger)、雅斯培(Jaspers)、萨特(Sartre)、田立克(1'illich)等人的哲学探索而逐渐形成的。这些概念今天已是现代西方思潮方面的一般常识或口头禅。但是一百多年前，托尔斯泰居然能以《伊凡·伊里奇之死》的小说体裁，步步挖掘人在面临死亡(极限境况)之时显现出来的实存意识(不论是真实本然性的或非本然性的)，实在不能不令人叹服他那生来独特的生死体验，犀利无比的心理描写与实存分析(existential analysis)，以及呼应20世纪实存主义思潮的(新)时代预感。譬如海德格尔在划时代的哲学名著《存在与时间》中所作的关涉生死问题的人的存在分析，多半可在半个世纪以前问世的《伊凡·伊里奇之死》中，找到实存文学的线索或例证。事实上，海德格尔在书中附注提到了这篇作品的重要性，可见它对海德格尔的“死亡”讨论极有影响。
表面上看来，《伊凡·伊里奇之死》的情节与结构都很简单，而故事的展开也多半平铺直叙，没有复杂的曲折。因此，缺乏“创造地阅读”能力的普通读者，容易误认为这篇作品平淡无奇，不过如此，而完全忽略其中的深意。其实，托尔斯泰善用他那平生最擅长的白描手法与写实笔调，所刻画出来的人际关系与人间形象，以及所透视出来的(主要登场人物的)心理反应、(伊凡在死亡边缘的)最后挣扎、(生死问题)的终极关怀等等，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仔细阅读，仍然具有令人激赏而发人深省的现代意义。……P37-39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