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拂集》

 

《剪拂集》是现代文化名人林语堂（1895—1976）的一本不那么有名的杂文集，然而却是不应被忽视的，因为它代表着林语堂文学活动的第一个时期——《语丝》时期——与鲁迅等进步作家并肩战斗，反对北洋军阀和“现代怦论派”，用“旗杆和砖头与警察相斗”的“打狗运动的急失锋”的凤采。与他《论语》、海外及晚年创作期或“幽默”、“闲适”的“性灵文学”泅然不同。写作《剪拂集》时期的林语堂年少气盛，并获“土匪”的“美名”。

林语堂是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名玉堂、语堂。笔名多多，有毛驴、宰予、萨天师等。其父为乡村基督教牧师，因而自幼深受酉方恩想文化的熏陶和影响。191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留学海外，获哈佛大学硕士、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并参加语丝社，为《语丝》周刊主要撰稿人之一。

因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和鲁迅一起被列洋政府的黑名单。后专事着述。创办《论语》 《人间世》 《宇宙风》等刊物，提倡“幽默”、“闲适”的性灵文学。1936年留居美国，此后主要用英文写作。他的英文长篇小说《京华烟云》享誉海外。除文学创作和文化传播外，林语堂还是一位语言学家，所着《开明英文读本》《开明英文文怯》在当时亦有较大影响。

《剪拂隼》收林语堂1924年至1926年在（语丝》杂志上发表的散玄共二十七篇，序文一篇，多属政论性、社会批判及思想批判性杂文。如《论英文读音》一植是纯知识性杂文，《译尼采<走过去>》为翻译作品。

林语堂写作《剪拂集》的时期，受到了欧美文化的个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影响，向住资产阶级自由政治，因此针泛军阀及其帮凶现代怦论派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著名的《祝土匪》一文即是针对现代怦论派指责进步师生为“匪”而作，文中正言宣布“我们情愿揭竿作乱以土匪自居，也不作专制暴君的徘优；时代需要土匪，惟其有许多要说的话学者不敢说，惟其有许多巳乙上应维持的主张学者不敢维持，所以今日的言论界还得有土匪傻子来说话！”《文妓说》指军阀之御用文人为“文妓”。《论语丝的文体》笔锋更为老辣：“我们每每看见这种人及这种报的自号中和，实益以见其肉麻。惟有加以思想之蠢贼的尊号，处处与‘耗子，鳄鱼 ’同列而已。”进而更痛斥“正人君子”的行径是“野鸡生涯”，“与苏扬妓女的倚门卖笑伎俩无异”。

探索国民性，提倡“精神复兴”是林语堂《剪拂集》中杂文的另一个基本命题。他提出“精神复兴”是最为迫切的工作，推崇怯国大革命，企图用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那种积极进取精神来克服民族的卑琐、懒惰等劣根性，以达到救国的目的。林语堂的这些立论是二十年代酉凤东渐中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命运走向积极探索的产物，当然不无偏颇之处，但“思想革命”、“精神复兴”的主张在当时封建政象笼罩、封建痹气弥漫的中国无疑要比盛行的“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主张来得深刻。

《剪拂集》还对民众力量进行热烈赞颂。对“三·一八”死难烈士表达深切哀婉的悼念。《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写于惨案发生后的第三天，文辞郁愤情深，抒发了作者沉痛的心情。与鲁迅爱憎交融、力透纸背刚《记念刘和珍君》一文同为声讨反动势力，悼念死难烈士的悲壮挽歌。

这是一植于淡然中显诚挚的叙事散文，吝笔于对死者生前言行纹窖细腻的遏忆和乎实筒洁的摘摹。与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相比，虽同为悼念烈士的悲愤娩歌，其情绪和笔调却颇丁相类，备备皿出其作者为人为文之同风格。

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节选）

今日是垦期日，稍得闲暇，根想拿起笔来，写我这三天内心里的沉痛，但只不知从何说起。因为三天以来，每日总是昏头昏脑的，表面上奔走多，少有静默之暇，思索一下，但是暗地里已觉得是经过我有生以来最哀忖的一种经验；或者一部分是因为我觉得刘杨二女士之死，是在我们最痛恨之敌人手下，是代表我们死的，一部分是因为我暗中己感觉亡国之隐痛，女士为亡国遭难，自秋谨以来，这回算是第一次，而一部分是因为自我到女师大教书及办事以来，刘女士是我最熟识而最佩服嘉许的学生之一陨女士虽比较不深知，也记得见过几回面），合此种种理由使我觉得二女士之死不尽像单纯的本校的损失，而像是个人的损失。

三月十八日即她死的早晨八时许，我还得了刘女士的电话，以学生自治会名义请我准停课一天，因为她说恐怕开会频十一时才能开戍，此后又恐怕还有游行，下午一时大家赶不回来。我知道爱国运动，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素来最热烈参加的，并非一班思想茅塞之女界所可比，又此回国民大会，纯为对外，绝无危险，自应照准，还告诉她以后几有请停课事件，请从早接洽，以便通知教员，不知道这就是同她说话的末一次了。到下午二时我因要开会到校，一闻噩耗即刘同许季带先生到国务院，而进门开棺头一个已是刘女士之尸身，计前后相距不过三数小时。闭日一想，声影犹存，早晨她热心国事的种惰犹可涌现吾想象间，但是她己经弃我们而长逝了。

《剪拂集》记录了林语堂《语丝》创作时期的激扬凤貌。论者通常用“浮躁凌厉”来概括其特征，大致上确能代表那一时期林语堂散文创作鲜明而独特的个性凤格。这个集子与他最为人熟知和称道的小品文颇不相类，因此，阅读上也不似小品文之轻松亲切每有会心。之所以这样，最重要的原因首在于文章所表达的内容之隔膜。帼拂集》是针对当时纷拢的社会政治恩想状况所发的激烈议论，都是有当时具体背景的。虽在当时属切中时弊，每每使得知识青年们情绪激昂，但革命年代所发生的纷坛事件对当前的读者而言毕竟是遥远了。而读这—类文章，昔不明了当时复杂斑驳的情势和背景，当然是难以进人其中，获得共鸣的。

由表达内容的要求《剪拂集》文章在艺术风格上也不能追求小品文式的亲切和娓娓道来，而必然以畅达甚至犀利为尚。林语堂自已曾说：“我初期的文宇即如那些学生的示威巡行一般，披肝沥胆，慷慨激昂，公开抗议。那时并无什么枝巧和细心。”这样的文宇正符合林语堂当时的心情和状态：年少气盛，改造中国的热望甚切，而理想难就，不兔愤激怒恨八剪拂集》中的文章大多信手信腕，每遇论战，常出诸反语，庄谐杂陈，冷嘲热讽而无所顾忌，措词下笔，不计工拙，住住能一语中的，使论敌无可逃遁而呈丑态，以畅达、直率和辛辣见长。

一般政治性较强的议论性文章容易写得让读者觉得枯燥、乏味，而《剪拂集》中的文章却并不给人这样的感觉。这固然首失因为文中充满恣律的情感，令人感奋，尤其是随处可见的对无耻之徒的讽刺更让人畅快。同样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林语堂行文见出个性的精彩：对杂文体裁样式的创新，如配歌词（《咏名流》）、配漫画（《鲁迅先生打吵狗图》）自不必说。在为文的构思布局上，议论文最重要的是逻辑严谨，林文恰是重视言之有据、细密。在叙述中议论，并以日常现象杂棵其间，巧妙设喻，使文章形象生动，针泛有力。则祝土匪》中对所谓“学者”不能坚持真理的讥刺：“真理是妒忌的女神，归奉她的人就不能不守烛身主义，学者却家里还有许多老婆，姨太太，上炕老妈，通房丫头。然而真理并非靠学者供养的，所以学者所真怕的还是家里老婆，而不是真理。”遣词用语上林语堂更是随手拈来，无不精警峭拔，含蓄而不失锋芒，让人于幽默之中体味到林语堂的睿智—一与后期小品文的性灵文宇正是一脉相通的。

林语堂，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写杂文，并研究语言。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 要改造国民性， 林语堂认为要有革新奋斗精神。 他赞扬孙中山“为思想主义而性急，为高尚理想而狂热而丧心病狂之人”，为“轰轰烈烈非贯彻其主义不可，视其主义犹视其自身革命之人”（《论性急为中国所恶》）。他讥讽那些“倚门卖笔，双方讨好”，“将真理贩卖给大人物”的“学者”，热情歌颂敢于维护真理的《莽原》诸君子的“土匪傻子”精神（《祝土匪》）。他赞扬英勇牺牲的刘和珍和杨德群诸烈士，认为：“生活就是奋斗，静默决不是好现象，和平更应受我们的咒诅。”（《打狗释疑》）正是由此出发，他批判当时正在访华的印度作家泰戈尔，认为他“不讲武力抵抗，也不讲不合作，也不讲宪法革命”，这种孤立的“精神复兴”是无法实现的，即使实现了，国家早已完了（《论泰戈尔的政治思想》）。文学史家唐弢指出：“那时候的林先生如初生之犊，无所惧惮，实在有点可爱。他被人目为土匪（和流氓差不多），自信‘生于草莽，死于草莽’，名其所著为《剪拂集》，老老实实地‘以土匪自居’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