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民图》

诞生背景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时日本侵略者已践踏中国的半壁河山，中国人民水深火热的遭遇，是激发画家构思《流民图》创作的动机。—九四二年，蒋兆和曾去上海、南京等地搜集素材，画了许多素描、速写人物，但创作全图时，还是请了许多模特儿、其中包括画家的朋友如国画家邱石冥、木刻家王青芳等。画卷由右至左，起始是一位拄棍老人，他身边还有一位卧地的老者，已经气息奄奄，二位妇女和一个牵驴人围着他，毫无办法。再往下，是抱锄的青年农民和他的饥饿的家眷，抱着死去小女儿的母亲，在空袭中捂着耳朵的老人，以及抱在一起、望着天空的妇女、儿童。断壁颓垣、尸身横卧、路皆乞丐。再往下，是乞儿，逃难的人，受伤的工人，等待亲人归来的城市妇女，弃婴，疯了的女人，要上吊的父亲和哀求他的女儿，在痛苦中沉思的知识分子。

作品简介

中国美术馆馆藏的中国画人物长卷《流民图》，被誉为“中国现代画史上现实主义的历史画卷”。该画记录着日本侵略者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充满血和泪的作品，高2米，长12米，称得上是20世纪上半叶最大的一幅真实反映民族悲剧的人物画卷。

《流民图》从诞生之日起就如同所表现的主题一样屡经磨难，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日子里因揭露了民不聊生而不知下落，而在失而复得后又备受争议。

1943年10月29日，《流民图》易名为《群像图》在北京太庙展出，当天就遭到日本宪兵的盘查禁展，作品被从画架上扯了下来。

1944年画家又想方设法把《流民图》带到上海展出，展出结束后，作品被强行“借”走而下落不明。

1953年上海文化局的同志在整理一间旧仓库时，发现了已经霉烂不堪、残缺不全的《流民图》上半卷，使这件丢失十年的作品回到作者手中。经过揭裱修补后，残缺的部分依稀可见。

1957年，半卷《流民图》到苏联展出，他被称为东方的伦勃朗、东方的苏里科夫，在国内得不到宣传；一件使人民大众深受感动，被侵华日军禁展的现实主义画卷，在“文革”中被批判为反共卖国的汉奸文艺。

“文革”结束后，中央美术学院上报文化部批准，《流民图》被肯定为“一幅现实主义的爱国主义的作品”，一件绘画作品能够遭受如此的曲折，在绘画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1993年蒋兆和的弟子为完整再现这幅不朽画卷的全貌，复制了画卷的下半卷。

1998年蒋兆和夫人萧琼女士将《流民图》原作捐献给国家，由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

辗转经历

1943年，在北平太庙首次展出，几小时之后，遭日本宪兵队禁展；

1944年初夏，在上海法租界展出后以借阅为名遭变相没收，几年没有下落；

1953年，在上海发现，已霉烂不堪，仅存半卷；

1956年，编入日本版《世界美术全集》；

1957年，在前苏联展出，引起轰动；

1967年，被批判，并险些被销毁；

1979年9月，中央美术学院领导小组做出结论，肯定为“一幅现实主义的爱国主义的作品”；

1981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

1991年，雕刻在蒋兆和的故乡四川泸州玉蟾山上；

1994年5月，残卷及复制的后半卷同时在中国美术馆展出；

1995年，蒋兆和的弟子姚有多、马振声等五人完成《流民图》复制品全卷，并在中国北京与日本展出；

1998年，原作捐献给中国北京美术馆。^[1]

艺术鉴赏

作品通过对100余位无家可归者躲避日军轰炸、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痛苦情状的塑造，展现出由侵略者造成的饿殍遍地、生灵涂炭的人间悲剧。画面没有直接出现烧杀抢掠的侵略者形象，而是通过一个个满面愁容、疲惫不堪、倒地而息的人物群像，揭示了侵略者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国破家亡的毁灭性创伤。

现藏中国美术馆的《流民图》仅是原作的上半卷，画面50余位人物，儿童形象近半，其余多为老人和妇女。而作者正是通过这些幼童的天真不知愁滋味、老人和妇女愁苦无助的形象，使作品增添了悲剧意识和人性在遭受蹂躏过程中的沉重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表达出一个有良知的艺术家同情大众、反对侵略的正义心声。蒋兆和曾表示:“我因为这个时代的洪流，冲进了人们心房中的痛苦，让我感觉到人生的悲哀，又让我兴奋到这个时代的伟大，一切的一切，使我不能忽视这个时代的造就，更不能抛弃时代给与大众的创伤。”

《流民图》在艺术表现上，采取中西结合的手法，中国画的线描结合西画明暗及色彩的因素，使作品既有中国画美学所追求的笔墨气韵，又不乏写实精神。这也正是画家在艺术取向上所追求的通过写实揭示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和他们内心苦痛的现实主义道路。

作品内涵

《流民图》的主题思想蕴含于整个作品之中，它的倾向性是通过作品的100多个难民艺术形象来体现的。作品通过百人“世乱民多散、年荒鬼亦饥”真实写照，有力地控诉了日寇侵华的暴行，主题思想很清晰――日本侵略者已践踏我国的半壁河山，中国人民水深火热的遭遇，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如果说主题思想是文艺作品的灵魂，那么可以说，《流民图》的创作是意义深远的。

作品评价

“《流民图》是20世纪中国人物画坛上最杰出的忧国忧民的悲剧性现实主义力作。”刘曦林说，“巨幅的画卷，等人大小的形象，深刻揭示了沦陷区人民的苦难与悲愤，表达了他们向往胜利，渴望和平的心声。在中国水墨人物画技法上，强化中国画骨力，兼容西化塑形技巧，达到了新的高度，在世界上也产生了应有的影响。”

“《流民图》作为不朽历史的见证和血泪的史诗，将发挥长久的、不可磨灭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它像一股闷雷，惊动无声的大地，像一道暖流，唤起人们在严寒中对春天的向往。它是无声大地中的痛苦的呻吟，是一个诚实的画家的血泪结晶。”
——美术评论家沈鹏^[3]

作者介绍

蒋兆和：原名万绥，3岁时改名兆和，男，1904年生，自幼家贫。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蒋兆和早年兼事工艺美术、油画、雕塑，早期作品有：《卖小吃的老人》、《卖子图》及巨幅画卷《流民图》等；后期作品有《小孩子与鸽子》、《杜甫像》等。《杜甫》获第六届全国美展荣誉奖。1981年先后于深圳、北京与夫人萧琼举办书画展。出版有《蒋兆和画册》、《蒋兆和画集》、《蒋兆和画选》等。发表有《国画人物写生的教学问题》、《关于中国画的素描教学》等论文。

北宋作品

“打倒”王安石

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幅大大有名的《流民图》，那就是比蒋兆和的《流民图》还要早800多年的北宋《流民图》。这幅画导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而画这幅《流民图》的，却是王安石非常赏识和提拔的人。

1069年，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即宰相），积极推行变法。不久后，王安石提拔郑侠为河南光州司法参军，主管各类案件。光州所有疑案，一经郑侠审讯上报，王安石全部按照郑侠的意见给予批复。郑侠深感“安石知己，思欲尽忠”。1072年，朝廷用考试新法选举人才，但郑侠却面陈新法带来的种种弊端，被贬为京城安上门的监门小官。1073年到1074年3月，光州先后遭遇蝗害、大旱，饥民逃荒流入京城。郑侠忧心忡忡，画了一幅《流民图》，并写成《论新法进流民图疏》，请求王安石停止新法，但中书省拒绝向上传达。郑侠顶着欺君的罪名，把《流民图》假冒成边关急报交给银台司，直接呈现神宗皇帝。郑侠立下“军令状”，如果按我所说的去做，十天内不下雨，就砍了我的脑袋。皇帝看了《流民图》后，长吁短叹，夜不能寐。第二天下了“责躬诏”，停止实行新法。

事有凑巧，皇帝下诏后没几天就下了大雨。久旱必雨的自然现象，救了郑侠也导致王安石下台。吕惠卿等乘机窃居高位，郑侠终被放逐到英州（今广东省英德县）。英州人士仰慕郑侠贤名，纷纷让子弟跟他读书。

郑侠因《流民图》名闻一时，后人时常称其“郑侠图”、“郑图”。清代查慎行在《送彭南陔赴长沙》的诗中写道：“郑侠图曾伤目击，陈琳檄可愈头风。”清代杨中讷的《高邮道中书事》诗中有：“空怀忧国长沙泪，难绘流民郑侠图。”清代陈学泗《纪事》诗中有：“中丞欲请敖仓粟，司谏先陈郑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