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岳名言》
《海岳名言》为北宋米芾所撰。米芾是宋四大家之一,精于诗、书、画及书画鉴赏。《海岳名言》一卷,是他平时论书的语录,所谈心得见解,常有独到之处。如谈及俗、怪之病时说:“字要骨格,内须裹筋,筋须藏肉,秀润生,布置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变态贵形不贵苦,苦生怒,怒生怪;贵形不贵作,作入画,画入俗:皆字病也。” 既是经验之谈,又是对时弊的针砭。[3]
在《海岳名言》中,米芾以魏晋书法传统及其美学品格为核心,立足于唐宋书法在“法度”与“意趣”之间设定的论题,从结体、笔法、格调等方面,对唐代书法多有批评,并注意到了碑刻临习和民间书法问题。
书论:宋—米芾《海岳名言》
裴休率意写碑,乃有真趣,不陷丑怪。
沈传师变榕,自有超世真趣,徐不及也。
吾书须得趣,他好俱忘,乃人妙。别为一好萦之,便不工也。
吾书小字行书,有如大字,唯家藏真迹跋尾,间或有之,不以与求书者,心既贮之,随意落笔,皆得自然,血其古雅。
唐官诰在世为褚、陆、徐峤之体,殊有不俗者。开元以来,缘明皇字体肥俗,如有徐浩。以合时看所好,经法字变自此肥。开元已前古气,元复有矣。
历观前贤论书,征引迂远,比况奇巧,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是何等语?或遣词求工,去法逾无,无益学者,故吾所论要在入人,不为溢辞。
字之八面,尚真楷见之,大小各有分。智永有八面,已少法。
智永临《集千文》,秀润圆劲,八面俱备,有真迹。
丁道护、欧、虞笔始匀,古法亡矣。柳公权师欧,不及远甚,而为丑怪恶札之祖,自柳世始有俗书。
欧、虞、褚、柳、颜、皆一笔书也,安排费工,岂能垂世。李邕脱子敬体,乏纤浓。徐浩晚年力过,更无气骨,皆不如作郎官时《州碑》也,《董孝子》。《不空》,皆晚年恶札,全无纤媚,此自有识才知之。
颜鲁公行字可教,真便人俗品。[1]
米芾(1052-1107),北宋书画家,亦名黻,字元章,别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等。世居太原(今属山西),迁襄阳(今属湖北),后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善书画,精鉴藏,1105年曾担任徽宗朝(1100-1125年)书画学博士,同年升任礼部员外郎,人称“米南宫”,为宋代书法四家之一,著有《书史》、《画史》、《宝章待访录》及诗文集。
米芾是中国书画史上重要的鉴赏家之一,一生阅历书画无数,不仅有丰富的鉴赏经验,也形成了其特有的评判标准。纵览其评述文字,对唐代书法的品评尤为引人注目:他对唐代楷书大家欧阳询(557-641)、虞世南(558-638)、褚遂良(596-659)、颜真卿(709-785)、柳公权(778-865)等书家的笔法、结体,以致格调,都颇多贬词;对唐代书法因强求法度而丧失气骨或意趣时有指责;他把欧阳询,尤其是柳公权看作“丑怪恶札祖”,并断言诗人杜甫不善书。这些意见存录于其著作《宝章待访录》和《海岳名言》中。本文即以后者所及相关论述为主,参以其他材料,从中探讨米芾有关唐代书法品评的观念和方法。
《海岳名言》中由品评涉及的碑刻、民间书法问题
书法学习离不开对法书的临摹和保存,宋代开始的各种法帖刊刻,就是在前代收藏的基础上,搜集民间收藏,以摹本形式保存法书的活动。从传播媒介和传播时间上来说,大大突破了书法作品由于独一性而造成的局限。对于当时盛行的碑刻刊刻和学碑风气,米芾说:
石刻不可学,但自书使人刻之,已非己书也,故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如颜真卿,每使家僮刻字,故会主人意,修改波撇,致大失真。唯吉州庐山题名。题讫而去,后之刻之,故皆得其真,无做作凡俗之差,乃知颜出于褚也。又真迹皆无蚕头雁尾之笔,与郭知运《争座位帖》,有篆籀气,颜杰思也……
米芾批评了碑石刊刻过程中笔法湮没和风格作伪现象,提醒我们重新认识有关颜真卿楷书“蚕头雁尾”特征的惯常定语。这段文字也是中国书法史上较早注意到碑学和帖学关系的论述。
此外,就现存书法著述而言,米芾也最早注意到书法大家与民间书法的互动关系。其中,他对抄写佛教、道教经书时所用的“经生体”和官方文件(如“官诰”)所用的书体多有留意:
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褚遂良小字如大字,其后经生祖述,间有造妙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见也。
唐官诰在世为褚、陆、徐峤之体,孰有不俗者。开元以来,缘明皇字体肥俗,始有徐浩,以和时君所好,经生字亦自此肥。开元以前古气,无复有矣。
最后,米芾把杜甫诗中对薛稷书法的状述,与拓本进行比照,得出了一个有趣、但也意味深长的结论:“薛稷书慧普寺。老杜以为“蛟龙岌相缠”,今见其本,乃如柰重儿握蒸饼势,信老杜不能书也。”
我们知道,唐代书法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科举选仕制度的支持,不过,在书法史上,只有一部分通过科举考试走向仕途的文人擅长书法,大部分知识分子书艺平平,米芾的评价当为中允。[2]